[拼音]：yuandai fagui
元代(1279～1368)是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。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，因此也没有成文法。自从铁木真(1162～1227)征服了乃蛮部，才开始用畏吾儿字拼成蒙古语，并将其训令写成法规，名曰：“大法令”，蒙古语叫“大扎撒”。铁木真对此非常重视，要求后世的皇帝、王公、那颜、勇士严格遵守。他说：如果不依“大扎撒”办事，国家的统治必将动摇，甚至腐败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把“所断之案，书之青册”，有了审判记录和判决等法律文书。但是，这时的“大扎撒”还不是系统的法典，在实践中主要是沿用蒙古族部落的习惯法。
蒙古族进入中原以后，曾利用金国的《泰和律》断案决讼。元朝建立后，即下诏禁用金律，并著手制定法律，先后颁布了《至元新格》、《风宪巨集纲》、《大元通制》、《至正条格》等法令。元代法规的基本内容依循唐律，形式上则是沿用宋朝编敕，但不叫敕而叫条格，因此元代法规多是条格汇编，律令判例混为一体；并且往往在某一案例前面加一“诸”字，即成独立条文，因而内容庞杂，易使奸吏从中舞弊，出入人罪。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台省官员评论元代法律说：“元时条格繁冗，所以其害不胜”（《续文献通考》卷136《刑考二》）。
《至元新格》
世祖至元二十七年(1290)，命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以公规、治民、御盗、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，名曰《至元新格》，次年刻板颁行。这是元代最早的一部法典。《元史·刑法志》说，它“大致取一时所行事例，编为条格而已，不比附旧律也”。
《风宪巨集纲》
仁宗(1311～1320在位)时，取格例条画有关风纪者，分类编整合书，名曰《风宪巨集纲》。这是一部关于纲纪、吏治的法典。
《大元通制》
仁宗延祐三年，由枢密院、御史台、翰林、国史、集贤院诸宰臣，根据元世祖(1260～1294在位)以来的条格、诏令和断例，加以厘正编纂，英宗至治三年(1323)二月完成（《元史·英宗本纪》二），名曰《大元通制》。这部法典的大纲有三：一曰诏制，二曰条格，三曰断例。又仿唐、宋旧律篇目，分为名例、卫禁、职制、祭令、学规、军律、户婚、食货、大恶、奸非、盗贼、诈伪、诉讼、斗殴、杀伤、禁令、杂犯、捕亡、恤刑、平反，共20篇，凡2539条。其中断例717条，条格1151条，诏制94条，令类577条。该律的主要内容储存在《元史·刑法志》内。
《至正条格》
顺帝至元四年(1338)三月命中书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据《大元通制》编定条格，于至正六年四月颁行，名曰《至正条格》。其中包括诏制150条，条格1700条，断例1059条。欧阳玄作序说，这部法典的编纂主要是《大元通制》颁行以来，二十馀年，朝廷陆续所降诏制条格，其中难免有前后牴牾、不便检引，甚或奸吏舞文，破坏法制，故为之画一；俾使民知所避，吏知所守。原书卷数不可考，载于明《永乐大典》者凡23卷，分祭祀、户令等27目。
元代法规大部分已失传，根据储存下来的法律文书和散见于史书的记载，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（1）严格保持地主对佃户的剥削和奴役。蒙古贵族在统一全国后，逐渐放弃了原来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，使自己转化为封建地主，同时又大力保护和扶植汉族地主阶级，以加强其统治基础。他们依靠国家机器，大量强佔民田，然后把土地出租给佃户耕作。在蒙古统治者庇护下的汉族地主和寺院僧侣，也大肆兼并土地。《元典章》卷24《户部·租税·科添》条记载，在江南，富户佔有大量田地，其馀百姓无田地。法律规定地主对佃客可以“鞭笞驱使，视以奴仆”，还可以兼及其子女。《元典章》卷57《刑部·诸禁》记载：“若佃客生男，便供奴役，若有女子，便为婢使，或为妻妾。”甚至允许把佃客随田转让，“或典或卖，不立年分，与买卖驱口无异”。元律规定：杀人者死，但“地主殴死佃客”，却只罚杖一百七，赔烧埋银了事（《元史·刑法志》）。
（2）镇压人民的反抗。同唐、宋律一样，把“十恶”列于诸篇之首，对其中“谋反”、“谋大逆”、“谋叛”、“大不敬”，都处以死刑，而且为常赦所不原。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，法律规定，私藏弓箭、刀枪者处死刑，甚至铁尺、铁杖也属不准收藏之列。史书记载，元代司法机关，常以“酷法虐人”，审讯时，“有不招承者，跪于磁芒碎瓦之上，不胜痛楚，人不能堪。罪之有无，何求不得。其馀法外惨刑，又不止此”。对罪犯施加的刑罚，笞杖较之唐代每等皆增加七下，即笞五十改成五十七，其馀同。死刑中把凌迟正式入律。至元十九年大都（今北京）人民在王著与高和尚的领导下，打死回回大官僚阿合马。忽必烈听到后大怒，命令将王著等人“皆醢之”。顺帝元统二年（1334）诏：“盗牛马者劓，盗骡驴者黥额”（《元史·刑法志》）。由于镇压人民的需要，又恢复了唐代以前的割裂肌肤、残害肢体的肉刑制度。
（3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。法律规定：蒙古人殴打汉人，汉人不准还手，只可以“诉于有司”（《元史·刑法志》），而事实上，所谓“有司”皆把持于蒙古贵族之手，不会作出公正的判决。法律又规定蒙古人、汉人犯法，分属于不同司法机关管辖。如蒙古人犯奸盗诈伪，由大宗正府治之。蒙古人犯重罪，或蒙古人居官犯法，“论罪既定，必择蒙古官断之”（《元史·刑法志》）。汉人、南人的诉讼案件，则由一般司法机关断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