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汇旺担保 公群 @hwgq】 《采薇歌》原文及翻译赏析

登彼西山兮,

采其薇矣。

以暴易暴兮,

不知其非矣。

神农虞夏忽焉没兮,

我安适归矣?

于嗟徂兮,

命之衰矣!

抒情诗

《采薇歌》作者:伯夷、叔齐,是一首袒露心迹、毫不矫饰的抒情诗,也是一首爱憎分明、议论风发的政治诗。全诗情理交融,在“以暴易暴”的议论中渗透著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,在“我安适归”与“命之衰矣”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。

翻译/译文

登上那西山啊,

采摘野豌豆聊以充饥。

用凶暴取代凶暴啊,

伐纣的武王分不清是和非。

神农虞夏古代圣君转瞬即逝啊,

我要去的乐土又在哪里?

多么可悲啊,即将身赴黄泉,

看来是命中注定活该我们倒霉!

注释

①适:往,去。

②于(xū虚)嗟:叹息声。徂(cú):往。或以为借为“殂”。死。

赏析/鑑赏

《采薇歌》最早见于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。伯夷、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墨脱初的长子和幼子。历史上表彰这两个人,基于两点:一是不贪权势。孤竹君生前拟让位给叔齐。在他去世后,叔齐让伯夷,伯夷不受逃去,叔齐也不肯继位而逃去,王位便由中子继承。故晋代吴隐之诗《酌贪泉》说:“古人云此水,一歃怀千金。试使夷齐饮,终当不易心。”二是反对周武王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在逃离孤竹国之后,都去投靠西伯姬昌(周文王)。姬昌去世不久,其子姬发(周武王)起兵讨伐商朝的末代君主纣。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说:“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:‘父死不葬,爰及干戈,可谓孝乎?以臣弑君,可谓仁乎?’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:‘此义人也。’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,天下宗周,而伯夷、叔齐耻之,义不食周粟,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,作歌。其辞曰:‘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农虞夏忽焉没兮,我安适归矣?于嗟徂兮,命之衰矣!’遂饿死于首阳山。”可见伯夷、叔齐兄弟俩是以家庭内部倡“孝”、庙堂之上倡“仁”来反对武王伐纣的。而在周朝建国后,宁可饿死,也不愿为周朝出力。在历史上被认为是“舍生取义”的典型,因而备受后人称讚。孔子说他们“求仁而得仁”,是“古之贤人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,韩愈更作有《伯夷颂》的专文加以颂扬。《采薇歌》即是伯夷、叔齐“义不食周粟”、饿死之前的绝命辞,与其“叩马而谏”武王伐纣的进言,同是最足以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言辞。

歌词首句中的“西山”,指首阳山。首阳山,又名雷首山,在山西省永济县南。这是伯夷、叔齐隐居并最后殉身的地方。一、二两句直陈登上首阳山的高处采薇充饥。薇,即巢菜,俗名野豌豆,蔓生,茎叶似小豆,可生食或作羹。这两句用赋体,字句平浅,感情也似乎平淡,其中却包含有决不与周王朝合作这一态度鲜明的抉择。所说的是采薇这一件实事,但也不妨看作是一纸“耻食周粟”的宣言。三、四句以议论出之,说明不合作的原因。认为武王伐纣是“以暴易暴”,而非以仁义王天下,是不可取的,而武王却并不以此为非。以上几句是夷、齐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场、态度,以“以暴易暴”四字对新建立的周王朝进行了激烈的批评。以下转入全诗的另一个层次,写个人的历史性的悲剧。神农、虞、夏时代都是历史上的圣明之世;说神农、虞、夏转瞬即逝,其用意在于反衬自己的生不逢时,由于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而充满了失落感。“我安适归矣”,故意用无疑而设问的语气,增强了感慨的份量,与《诗经·魏风·硕鼠》的“乐土乐土,爰得我所”的写法正不谋而合。结尾两句是无可“适归”的延伸和发展。唐人司马贞串讲末二句说:“言己今日饿死,亦是运命衰薄,不遇大道之时,至幽忧而饿死。”(《史记索隐》)可以想见当伯夷、叔齐吟唱到此歌结尾时,虽已气衰力微、不可能呼天抢地地大声唱叹,但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,即使声音很小甚至不甚连贯,仍然是会动情地顽强地唱出并长久地回响在首阳山的山涯水际的。

《采薇歌》是一首袒露心迹、毫不矫饰的抒情诗,也是一首爱憎分明、议论风发的政治诗。全诗情理交融,在“以暴易暴”的议论中渗透著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,在“我安适归”与“命之衰矣”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。作品用语简洁;结构上转折自然,首尾呼应,一气呵成:风格质朴,平实之中却不失流利。总的说来,这是一首表现较为成功的歌谣体的小诗。至于如何看待这首诗的思想内容,归根结底,是一个关系到如何评价武王伐纣的问题。孔子从道德自我完成的角度抽象地肯定伯夷、叔齐“求仁而得仁”;实际上,这是对武王伐纣的正义性的否定。从政治上看,褒扬伯夷、叔齐,等于是在提倡忠于一家一姓的愚忠,是符合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而与历史的进步格格不入的。在这一点上,具有民本思想的孟子的见解十分高明、通达。他说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又说:“贼仁者谓之‘贼’,贼义者谓之‘残’。残贼之人谓之‘一夫’。闻诛一夫纣矣,未闻弑君也。”所以孟子虽也多次称颂伯夷,但仍给予“伯夷隘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的不客气的批评。所谓“隘”,也就是器量太小,只求洁身自好,不能容人容物,也就是一种经过精心修饰的个人主义。上述孟子的几段话,是对伯夷、叔齐以一己的思想道德原则作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,而不能以人民大众的爱憎为爱憎,从而站在了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的“汤武革命”(《周易·革卦》彖辞)的对立面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批评,同时也可看做是对这首表明夷、齐“义不食周粟”心迹的绝命辞《采薇歌》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深中肯綮的评价。这样看来,这首《采薇歌》尽管唱叹有情,感慨深沉,从思想内容的角度评价,却是并不值得加以肯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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